Claude Brunier-Coulin

书评

罪人(L’HOMME PÉCHEUR)

2015年6月出版于Golias杂志出版社出版该书评,详见n°162-163,第129至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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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罗马一样,Claude Brunier-Coulin的作品也不是一天建成的,这句话或许能解释其出版作品的稀有性。他的研究主题并不涉及神学论文的讨论,而是 “神学事实本身”(le fait théologique lui-même)(见该书第25页)。正如他在简短的卷首语中所解释的那样,尤其是在本书中,马丁·路德提出的著名说法:“基督徒同时是义人也是罪人”(simul iustus et peccator),与意象范畴相关,思想继承自12世纪由伊本·阿拉比(Ibn Arabi)和希哈博丁·雅哈·索赫拉瓦迪(Shihâboddîn Yahyâ Sohrawardî)代表的伊朗神学。

作为一个优秀的辩证法专家,作者分三个阶段构建了他的反思,他的其他作品也采取类似的写作结构。在近七百页的篇幅中,他引经据典,其最后的书目之丰富深刻令人印象深刻。他如同先驱者一样在一片未知的土地上开拓冒险,探寻两个不同的世界:在柏拉图和奥古斯丁启发的学术范畴中,他加入了波斯神秘主义者的直觉,这一灵感发现源于伟大的法国伊斯兰学派的研究,以及路易·马西尼翁(Louis Massignon)尤其是他的弟子亨利·科尔宾(Henry Corbin)的研究发现。该书的立意难度在于这种两个世界、两种愿景和不同类型词汇的结合,从西方读者最经典的词汇到最深奥的词汇,到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特定术语,作者都纳入了参考,并旁征博引。

第一本书以一百多页的长篇开篇,批判当代人企图逃避人类悲剧性处境的现状,这“同时是正义且罪恶的”(« en même temps juste et pécheur »),这是个让人不知从何说起的议题。Claude Brunier-Coulin重新审视了这个问题的不同解构,即通过肯定 “内在性的超越 ”(« la transcendance de l’immanence »)来解构哲学(第40页),通过性别的中性化来解构语言,通过将宗教意识还原为哲学和历史意识来解构三位一体,等等。哲学 “无实体,无法言说” (« plus de substance, plus rien à dire »)(第61页)。一切都成为历史批判科学(包括神学)的对象,不论是圣经文本还是荒诞的日常生活事件,一切都被视为是 “一系列的可能性或概率”(« possibles ou probables d’une série »)(第71页)。所有日常生活都被这种观念所颠覆。与现实脱节,变成了一个连续的、频繁的和反复出现的异常的戏剧性的变化(第98页),既影响到个人,也影响到群体;人通过转变,通过包括死亡这种极端的异常,进入到一个巨大的 “包罗万象 ”(« englobante »)的情境中来逃避它。面对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周期性看法,作者重申了一个线性的救赎历史,在这个历史中,人经历了愤怒的转化,对上帝的恐惧,直到耶稣的当选和战胜撒旦,直到神学家知道他身处这20世纪最伟大和最微妙的神学辩论中:“亚当这个罪人在基督的轮回中不再存在”(« Adam-pécheur cesse d’exister à son tour en Christ »)(117页)。如果有罪的人不能以对世界的全面和循环的看法来使自己安心,那么他又如何能定位自己呢?Claude Brunier-Coulin列出了各种可能的领域,从现象学的依附,对哲学的颠覆,再到保罗(Paul)发起由奥古斯丁(Augustin)恢复的“基督”事件(第136-137页)。对于将自己的信仰奉献给上帝的人来说,承认目前“人为罪人”的既定状态即需要去了解和理解,即须通过语言去发现其在仪式中的所行和所得:“神学在信仰中的力量正是如此。”(143页)(« La théologie est donc en puissance dans la foi. »)

在序言中作者经常提到 “罪人 ”(« l’homme pécheur »),这与本书的双重介绍相呼应。书中嵌有安徒生的《丑小鸭》的故事,被视为目前人类现状的神话。贯穿读者一页又一页的问题却突然由神学家提出: »什么是‘罪人’?”(第166页), 除非对这个概念进行抽象,否则根本没有任何“人”,从一开始,原始的“地点” (« site »)就是未实现的永恒未来。

为了回答这个基本问题,Claude Brunier-Coulin引入了他作品的主要概念:意象。他提议 “建立一个意象的神学 »,通过赋予“意象作为一种接触真实能力”的权利,“因为意象是一种生活计划”,处在“灵魂与现实的交汇处”(第178页),可以中和真理与虚构。也就是说,理性的神学在遵守神学知识体系的条件下,处于无矛盾原则无法统一自身的对立面。而意象虚构的世界与其对立面相辅相成;这是一个巧合的对立面。于是,意象作为一个世界本身介入了感性和知性之间,这将让人想起学术界所说的的“内在意义”范畴,如果作者不给它加上一个原始的精神维度的话:意象是灵魂体验上帝的地方,是现实与精神交流的地方。在等待公义的 « 罪人 « 的问题上,更确切地说,在争论什么是义人或罪人的问题上,什么是丑小鸭或白天鹅问题上,意象毕竟是最终唯一能够理解理性为何被视为对立面的世界。

亨利·科尔宾(Henry Corbin)写道: »意象的世界(mundus imaginalis)和意象的形式的功能是由它们在知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之间的中介情况所界定的。一方面,它使感性的形式非物质化,另一方面,它使可理解的形式“想象化”,并赋予其形象和维度。意象世界一方面象征着感性的形式,另一方面象征着可理解的形式。正是这种中间情况,从一开始就给想象力强加了一种先天条件,在那里它已经退化为 « 幻想 »,只隐藏着想象的、不真实的东西,并且能够允许各种污秽。(“前奏。为了虚构的宪章”,在精神身体和天地中(第267页)。 “Prélude. Pour une charte de l’Imaginal”, dans Corps spirituel et Terre céleste, 1978)因此,想象力嵌入现实中:前者只属于主体,而后者是 “我”和他人共享的。Claude Brunier-Coulin将这种意象/现实的分类与 « 保罗/雅克或决定/意图、正义/罪人、创造者/生物的分类相比较(« catégorisations Paul/Jacques ou décision/intention, juste/pécheur, créateur/créature »)(第267页)。我们一方面理解“想象的”与“正义的”之间的和解,另一方面理解“真实的”与“罪人”之间的和解,一个将自己展现为另一个人的镜子。 如此微妙地感知正义概念只能凭想象的范畴来把握,而想象的范畴则应以“象征性材料”的贡献——通过心理分析词汇来表述;想象的世界因此成为路德公式的一个原则,甚至是一个解释学模型。

该书第二册提出了对公义的理解模式问题。Claude Brunier-Coulin成为亨利·科尔宾(Henry Corbin)的弟子,不仅接受了他引入法国的伊朗意象概念,还选择了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那里借来的词汇,由科尔宾首先将其翻译成法语。第二册的核心议题构成了作品的跳动脉搏,就是解释学的建模不是 “时代图式” (« épocale »)(海德格尔),也就是完全意义上的瞬时性。然而,作者提议研究的答案并不是这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答案,而是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提出的答案。作者在视角上没有教条式的阐述,因为反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辩论不再使用(第287-310页)。作者通过镜子的棱镜,深入地恢复了伟大的新教思想家关于公义的直觉,有效解释面对现实世界:这个意象的世界。如果上帝在现象世界中可以显示自己的存在,显灵在现实之花中,那么想象力似乎对感知事物和生命中的这种神圣面孔即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可以在罪人身上发现他成义的可能性,甚至更多的现实,因为正义与想象的边界不是无懈可击的。。。。。。

如果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观点有指导性的参照意义,那么思考的难题在于作者所提到的参照文献的规模,正如上文所提出的,这些参照文章包含非常多的专业词汇。但文中镜子的主题遵循的是镜像结构,与问题本身相互呼应。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相互回应,正如汉斯·金(Hans Küng)和保罗·奥卡拉汉(Paul O’Callaghan)、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阿梅利·诺顿(Amélie Nothomb)、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oll)和路易斯·阿拉贡(Louis Aragon)、埃克哈特大师(Maître Eckhart)和雅各布·勃姆(Jacob Boehme)等等。是义人同时也是罪人的矛盾性不是首要的二元论的问题,而是语言、每个元素(既是义人又是罪人)和它们之间连接的问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称义问题在几个世纪中有不同的形式,首先坚持一般的正义(维吉尔)(Virgile),然后坚持与自我有关的正义(路德)(Luther),最后坚持个人的选择,即坚持那些上帝与自我有关的行为(巴特)(Barth)。

这面镜子强调并具体化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来自哲学、神学和文学,作者对这些意见进行了整理,与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思考相对比,并提出了自己的回应。镜子是意识的地方,是面对面的地方,人在这里看到自己,认识自己,通过图像的中介,有理有据地认识:视觉先于思考,反映先于反思。真实在意象中找到了可理解的可能性:“我见故我在”(« Je me vois donc je suis »)(第377页)。这样的经历并非可以越过考验,因为镜子仍然是矛盾的工具,在显示相同的相的同时又显示是另一个相,揭示了令人眩晕的 « 与自的分离 »(« séparation d’avec soi-même »)(第406页)。用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盖斯(Jorge Luis Borgès)的话说,镜子对他起着核心作用,它诱发了 ‘一种不会实现的启示的迫近感’。但镜子不仅揭示了自我,也拉开了与自我的距离;它也是我们不断跨越的难以捉摸的边界,就像爱丽丝在客厅睡着时一样。小说作品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们有一些纯属虚幻的东西,或者因为它们看起来与我们并不遥远,同时又拥有一种魔力?虚构和现实仿佛是互相嵌入的,成为彼此的框架,又或是彼此滋养的。就像意象比真实更能揭示现实及愿景,就像作家通过写书能更多地了解自己一样,我们的反思也比其他人更能暴露我们自己。

镜子作为感知(现实世界)和质疑思维(知识世界)的隐喻,直接影响到我们与他人和自己的亲密关系;因此,神学必然对其感兴趣。人难道不是上帝的形象吗?基督难道不是隐形的上帝形象吗?在神学行为的空洞中,难道没有镜子的模型让人理解原始对应虚拟的位置?“巴特的神学是建立在对人与神的关系、神与人关系的准确认识之上的。”(« La théologie de Barth est fondée sur une connaissance exacte des rapports entre l’homme et Dieu, des rapports entre Dieu et l’homme. »)(第443页)因此,卡尔·巴特(Karl Barth)是能够将镜子作为 “神学对象”来部署的神学家,他探究了上帝的呼唤和人类回应的不对称的辩证法,有道的化身和传道的启示,神学的想象世界和拟人化的现实世界。镜子反射给我们图像,因为它是顿悟性的,因为它在现实的核心处拥有神圣的使命,非“现实的副本”,而是 “现实灵魂的副本”,那是我们潜在的神化的地方,不是我们判断的地方,而是最终裁决的地方——“那么,我们必须通过镜子的调解来认识和解释现实”(« Nous devons, alors, connaître et interpréter le réel par la médiation du miroir »)(第524页)。在真实和形象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诘问,为了正确理解这两个世界中的每一个,为了更深刻地去理解真正的 « 我 « 在上帝那里的正确统一,而上帝是不知道二元论的:在想象的世界,上帝的律法的宝座上,正义被诉说,但在现实的世界,罪恶的律法的宝座上正义却矛盾地被实现。就像丑小鸭的故事:丑小鸭在想象的世界里明白,它在现实世界里是一只天鹅。最初的分离只是走向解放的前奏,就像犹太民族穿越沙漠,从被俘的埃及到应许之地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那样。

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在其所有的现实中,只能通过想象的镜子来完成。因此,边界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寓言式的,有时是不可触摸的。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转变可以与保罗给哥林多的第一封信(7:29-31)中统一两个世界的语法争论相提并论:是一如其人,一而如,还是一而不如?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回答是:就像丑小鸭在看到自己像天鹅一样时才是真正的天鹅,所以人在看到自己是正义的时候才是 “内在的”、“完全的”、“积极的”正义(568页)。根据新教神学家的说法,看到自己成了义人,是因为它开启了信仰之路。意象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成为、作为一个神化的地方——关于现实本身的有效话语:不照上帝的镜子的人是不公正的。因此,根据亨利·科尔宾的辩证运动,解放的行为发生在三个阶段:现实世界或 “目光的倾斜”,现实和想象世界的镜像或 “镜子的交叉”,以及现实对想象的转换或 “破冰”(628页)。

在公义的关键应用中,“面对面也是一种面对”(« le face-à-face est aussi un face-à-Face »),对同时是义人也是罪人的承认,不是在一个无可辩驳的对立中,而是通过这种镜像的对抗,将我们置于末世论的视角中。这不是不确定的未来,而是铭刻在 “基督的行为”(Lubac)中,铭刻在“已经存在”和“尚未存在”中,铭刻在一个不断更新、实现的现在中,通过镜子的 “过渡类别”,明确地撕去了罪的面纱。